邓氏一家亲，永远心连心。这句喊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四海寰宇的邓氏家族的口号，是我们的心声和愿望。邓氏族发南阳，写进国史家谱乐清股票配资，无可更替，始祖曼公，起于殷商，再有春秋吾离，东汉仲华，乃族史家谱三大先祖无疑。今既姓“邓”，同泽祖恩，共感祖德， 关注“邓氏一家亲”。了解邓家事。
本文摘自王先福、尹弘兵所著的《周代邓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第175-177页
邓国国君世系和国姓通过铜器铭文来考证。
(一)邓国国君世系
如前引传世文献所见邓国国君仅有最后一位，即邓祁侯吾离。之前邓国有多少代国君一无所知，但邓国铭文铜器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是盂爵①铭文中提到的“邓伯”，从文意理解，该“伯”即为邓国国君，只是爵称略低，所处时代为西周初年，约当成王时期。
稍晚于盂爵属第一期1段(西周早期前段)的邓公盉很可能为邓伯之后，其爵称已由“伯”变为“公”了，这是目前最早的一件“邓公”自作器，大约在康王时期。
第一期2段(西周早期后段)邓小仲方鼎、邓仲牺尊不见“邓公”“邓伯”之称，其“仲”可能为行辈，“小仲”或为名字，但均应为邓国王室成员。
展开剩余75%第二期3段(西周中期前段)西安文物中心鼎铭文仍为“邓公”，时代大约相当于穆恭时期，从时代上看，其与前者应隔着几代“邓公”。
第二期4段(西周中期后段)仅见拓本的传世邓公簋与4件平顶山邓公作应嫚簋，作器者均为“邓公”，但从“邓”“公”二字的写法看，前者时代较后者早，应为两代“邓公”，但是否为父子还难判定。从前者的“邓”“公”写法更接近上述西安中心鼎之铭文看，或许传世“邓公簋”之“邓公”正好继承西安文物中心鼎之“邓公”而来。
第三期5段(西周晚期前段)的邓公牧簋作器者为“邓公牧”，铭文字体基本与邓公作应嫚簋相同，可能为前后两代“邓公”。
第三期6段(西周晚期后段)铜器铭文不见“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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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7段(春秋早期前段)有2件铜器铭文涉及“邓公”，其中不故中夫人簋(盖)受器者为“邓公”，邓初生匜的受“邓公”酬金，二者“邓”“公”以及“隹”等相同文字的字体十分接近，如果不是同一位“邓公”，也是前后相继者。
第四期8段(春秋早期后段)仅见铭文拓本的邓公午簋，其铭文特征明显较前段二器晚，其间有缺环。该“邓公午”被认为是邓国的最后一位国君“邓祁侯吾离”②，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对邓国国君的称呼有别，铜器铭文均为“公”，仅此一例的文献为“侯”。
通过对不同时代“邓公”铭文的梳理，可以排出多代“邓公”：
盂爵之“邓伯”→邓公盉之“邓公”……西安文物中心鼎之“邓公”→传世邓公簋(拓本)之“邓公”……邓公作应嫚簋之“邓公”→“邓公牧”……不故中夫人簋(盖)之“邓公”、邓初生匜之“邓公”(二者或为同一人，或有前后关系，但难以区分)……“邓公午”(或即为邓祁侯吾离)。
(二)邓国国姓
徐少华通过邓孟壶、邓公作应嫚簋、邓伯氏鼎等邓国铜器铭文考证出邓国姓为“嫚”姓③，该结论已成学界共识。这也与前引传世文献记楚武王夫人“邓嫚”一致。
与邓公作应嫚簋等铭文相对应的类似辞例还可举出最新出土的随仲娴(芈)加鼎的例子，后者主要铭文为:“楚王媵随仲娴(芈)加飲(食)鲧。”④该鼎器主为娴(芈)加，是“楚王”的女儿，楚国姓正是“娴(芈)”，“仲”字说明其排行第二，“媵”字证实该器为陪嫁品，“随”就是娴(芈)加的夫国，“食鲧”则为“食器”鼎的别称。而前者主要铭文为:“登(鄧)公作应嫚毗媵簋。”器主为“嫚毗”、“邓公”的女儿，“应”显然为其夫国，“媵”标识了该簋的性质，“簋”即此器的自铭。二者格式几乎一样，从而证实邓国姓为“嫚”。娴(芈)加鼎原为私人收藏，后为考古发掘所证实。⑤当然，其时此类媵器的例子还很多，不再一一赘述。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五卷)》第9104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5页。
②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2013年第5期。
③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11页;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2013年第5期。
④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一一论新发现的随仲娴加鼎》，《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⑤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发掘收获》，《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郭长江、李晓杨、凡国栋:《娜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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